海南法律服務行業的潛力，究竟有多大？

截至今年4月，海南省的律師已經達到了4100多人之眾，比起一年多前增長了67%，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海南法律市場的發展勢頭大多不被看好。在1988年建省之前，海南全島19個市縣總共僅有22家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不到百人。[1]從那時開始，這顆南海明珠上的律師行業經歷了三個跌宕起伏的階段，最終迎來了今日的繁榮。

發展的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自1988年始，約2003-04年結束，對應著海南省房地產飛速發展和泡沫破裂的前后幾年。在1992年南方講話后，海南經濟特區作為改革開放的橋頭堡之一，吸引了大量房地產投資。在海口，公寓從1000元到2、3000元一平米只花了不到一年，在某些中心城區更一度突破萬元關口。這樣的暴利吸引了全國各地的生意人和開發商，出現了海南以最少人口創造出全國商品房銷售額第三名的奇觀，也導致地方財政嚴重依賴房地產，經濟結構較不穩固。[2]

1993下半年，隨著宏觀經濟調控力度的加大，海南房地產熱急速降溫。這使得大量資產滯壓，間接造成了金融機構的損失。這也導致了各種各樣的法律問題，尤其集中在債務、金融和房地產三個領域。數據顯示，在1993年和1994年之間海南各法院所接到的房地產類訴訟從359起激增到605起，金融類案件更是直接翻了三倍，從20件漲到了78件。債權債務類案件體現了一些滯后性，但仍然從1994年的760起增長至了一年后的1666起。[3]

這一波訴訟熱潮帶來了對法律服務的大量需求，也催生了一批律所與律師，例如成立于1992年的方圓所[4]、1993年設立的維特所[5]，還有1994年誕生的法立信[6]。最早的全國所海南分所——君合律師事務所海口辦公室——也在海南房地產熱達到高潮的1992年遷入了濱海大道上的辦公室。在整個九十年代，海南的法律從業者們大多不愁業務，專職律師的數目也從1990年底的177人[7]增加到了2000年的530人左右[8]，是為早期發展的階段。

但是，隨著這場泡沫的影響漸漸散去，海南律師行業再次陷入了一段時間的低速發展期。盡管在2000年到2005年的“十五”計劃內全省GDP平均年增速達到了10%，這一可喜的趨勢卻并沒能很好地轉化成法律業務的成長。[9]舉個例子來說：寧夏的人口僅為海南省的四分之三，GDP也不到后者的八成，[10]但在2005年和2018年之間卻幾乎總能在全省（區）律師和律所數量兩個指標上壓海南一頭。[11]

這一現象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歸結于海南省的經濟產業分布。拿2011年的數據來說，寧夏的第一產業（即農牧業等）占全區產業增加值的8.9%，第二產業52.2%，第三產業38.9%；而在海南，第一產業的占比足有26.2%，代表工業的第二產業僅有28.4%，而囊括了服務業的第三產業則為45.4%，顯著高于寧夏，和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持平。[12]

這樣的情形給海南本土法律市場造成了兩個主要問題。首先，農業經濟所需要的現代法律服務不僅在規模上較小，在種類上也較為單一，難以支撐一個現代、發達的律師行業。而有能力將農業規模化、企業化，從而產生法律需求的種種科技與制度，例如數字化、機械化、電子商務和產業扶貧等，在當時的海南仍然鮮有存在。因此，一個龐大的第一產業很難給“花果島”帶來法律業務，自然也不需要太多法律從業人士。[13]

第二個問題在于服務業的具體組成。盡管占兩省產業增加值的比例幾乎相同，浙江的第三產業擁有較發達和完善的金融、證券與保險業，能帶來協助企業上市、融資、分立等高附加值法律業務。與之相對，海南的第三產業極大地偏向于中小企業和旅游業，尤其是批發、零售兩方面，規模化程度偏低，對專業法律服務的需求也偏小。[14]

而到了2018年，隨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決策的落地，海南的律師行業進入了快速發展的第三階段。自貿區以及2020年提出的海南自貿港很好地回應了第二個發展階段期間的兩個主要問題，在保留并發揚海南省傳統經濟優勢的同時將三大產業與現代法律需求作了銜接，更明確了要打造“高質量的營商環境法律服務”、“增強律師涉外法律服務能力”，力求建設一支專業、高效、開放的律師隊伍。[15]

自貿港建設帶來的法律服務前景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海南自貿區（港）雙管齊下，同時從產業和人才兩方面入手。產業上，自貿港針對不同產業做出了不同的規劃。在其八大重點產業之中[16]，熱帶高效農業的開發有效地將海南經濟中占比較高的第一產業和金融、科技等概念結合，開辟了法律服務的新熱土。比方說，國際熱帶農產品期貨交易的啟動將提供包括合同糾紛解決在內的法律需求，而農業對外開放則會帶來外商投資和知識產權等領域的新機遇。

在第二產業的范圍內，自貿港的投入重心在于油氣產業，尤其是整體產業鏈的形成與精細化發展。自90年代起，海南的工業化就遵循著“不污染環境”與“不破壞資源”兩大原則，大力推進循環經濟[17]。這樣嚴格的環保要求極大提高了相關法律審核與合規經營的緊迫性和必要性，給重大油氣項目的招投標設定了較高的門檻。這一政策也提高了對法律從業者的專業要求，但同時提供了能源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和壟斷合規[18]以外的新業務。

而在服務行業，海南自貿港則突出了數字化、科技化、規模化和國際化四大特點，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先前海南第三產業中“房地產業一家獨大”[19]、“旅游業形式單一、與相關產業融合度不高”等趨勢[20]。比方說，高新技術產業就被賦予了引進國際領先技術企業和發展數字創意產業的重任，其中所涉文化IP的交易、結算[21]，專利和知識產權保護，以及高新科技企業稅務申報、融資擔保和研發投入等法律問題[22]都有希望形成規模可觀的新市場。

除了高新技術產業之外，自貿港服務業的另一個亮點在于其完備的金融體系。一方面，海南進一步加強了已有的金融服務機構，包括2004年成立的海南產權交易所和2014年設立的海南股權交易中心。這兩個機構有著較成熟的交易規范和監管系統，也已經有律師在其中擔任審核委員與顧問等職[23]。隨著它們交易范圍和影響力的擴大，更多中小企業有望在其中掛牌，而在這一過程中必然少不了資本市場律師們的參與。

另一方面，自貿港也在著手探索新的金融交易模式，尤其是碳排放權交易和能源交易。就在今年2月，我國《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方才施行[24]，與之配套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仍不完善[25]。可以想見，在海南碳排放權交易不斷成熟的過程中，綠色債券、綠色信貸和綠色融資等相關金融產品也會應運而生，形成一個目前尚未被涉足的法律服務領域。

自貿區（港）法律市場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在于其較強的跨學科專業性。在海南農業、漁業和油氣產業較發達，醫療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自貿區（港）的法律服務行業必然會需要不僅懂法律，更熟稔相關專業知識的從業者。這一技能多元化、團隊跨學科化的趨勢很可能是在將來的海南法律市場中提升競爭力的重要元素。

而為了吸引這樣的復合型法律人才、建立跨專業律師事務所，海南省在2019年通過了《海南經濟特區律師條例》。該《條例》一方面放寬了特殊普通合伙制度下的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準入條件，允許除律師之外的專業人士擔任律所合伙人，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合伙律所的設立條件，給青年律師創業提供了方便[26]。在海口，優秀涉外律師和其他人才一樣能夠享受資金和政策上的獎勵，而具備涉外法律服務能力的中外聯營律所也有資格獲得部分租房補貼[27]。在三亞，成功引入、輔導或協助上市企業和優質企業的律所也能享受100萬元的一次性獎金，給律師們提供了良好激勵[28]。

最后，海南自貿港的規劃中也給全新的替代性、專門性法律服務留下了充足的空間。在2020年一年，海南省接連成立了國際仲裁院、國際商事調解中心和自貿港知識產權法院，都給律師開啟了新業務、新服務的大門。調解中心在成立后三個月內已調解案件20多宗，標的金額300萬元，聘任法律實務調解員244人。[29]而在知識產權領域，專門法院的設立也很好地回應了2019年9月以來海南知產案件數量的大幅上升，鼓勵了知產業務律師的發展。[30]

發展不平衡與行業機遇

自貿區與自貿港的發展為海南，乃至全國的律師帶來了潛在的業務增長極。而海南省內法律市場發展的不均也給法律服務的進一步下沉深化提供了條件。目前，海南過半的律師事務所集中在海口、三亞兩地[31]。

作為省內經濟規模第三大的市縣，儋州市的GDP約為三亞市的一半，但律所數量僅有三亞的四分之一；與其經濟規模相似的澄邁縣盡管擁有12家律所，執業律師的數量卻不及三亞的五分之一，規模化律所有限。

君合海口分所合伙人夏儒海律師對這一現象解釋道：“海口、三亞的GDP居海南前兩位，而且海南島并不大，從最北端的海口駕車到最南端的三亞只需三五個小時，因此許多律所布局在海口或三亞，便可以輻射到海南全島。其它律所中較多集中在海口周邊市縣（比如澄邁、文昌、定安）或經濟相較發達的市縣（比如瓊海、儋州），一方面海口周邊市縣澄邁、文昌分別擁有重點園區海南生態軟件園、文昌國際航天城，而儋州、瓊海也分別擁有重點園區洋浦經濟開發區、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游先行區，這些市縣的商業性法律業務機會相對較多，另一方面曾有一段時間海口、三亞實際上暫停審批設立新律所，所以有些律所選擇設立在海口、三亞周邊市縣和經濟相較發達的市縣。而在島內縱深，以往大部分法律業務主要偏日常性，商業性法律業務特別是交易類項目偏少，難以吸引品牌所和全國所。”

但是，這一相對的不平衡也意味著海南的法律市場仍有著可觀的潛力。盡管缺乏商業性法律服務的土壤，位于島上內地的縣市仍然有望借助產業升級的契機完成農業的規模化、品牌化、信息化。而這三大趨勢都將帶來法律服務和支持的需求。比方說，這些市縣大多已鋪開了“龍頭企業+產業基地+貧困戶”的模式，鼓勵合作社、黨支部和職業院校等協助地方農戶從事現代化農業、打造地方特色品牌、推進電子商務和農旅融合的經濟發展方式。

在瓊中，截至2020年中，全縣已建成25個村級電子商務服務站，農副產品網絡交易額超千萬元[32]。在屯昌，國家農業公園內已建成8個鄉村旅游點，觀光農業、休閑農業增長迅猛[33]。五指山則利用了當地熱帶山地氣候，建立了從種茶科學研究到成品茶包裝、銷售的全產業鏈，也獲得了五指山紅茶的農業部地理標志認證[34]。而在白沙，農村電商更形成了單獨的產業園區，從運營管理、網店開發、產業規劃、品牌打造等各方面帶動農產品銷售[35]。不難看出，類似產業帶來的不僅僅是農村人口的全面脫貧，也有法律保駕護航的需要。

與此同時，椰島的公共法律服務市場也經歷著大發展。截至2019年年底，海南便實現了村（居）法律顧問全覆蓋[36]，而到了今年年初，島上已經建成了公共法律服務“一個圈”，從省級到村居的法律服務中心（站）全面鋪開。在今年1月到5月間，海南省通過線下、網絡、電話三大平臺提供公共法律服務8.7萬人次[37]，在同等經濟規模的省市區中排名靠前。這說明居民的基礎法律服務需求高漲，發展前景較為樂觀。

而海南自貿區的園區設置也進一步提高了一些縣市對高質量法律人才的需求。在全島的13個主要園區之中，有7處坐落在海口、三亞之外，其經濟溢出效應將有效帶動這些縣市法律服務的發展[38]。同時，《海南經濟特區律師條例》也明確鼓勵“在欠發達地區設立律師事務所或者分所”[39]，且已經收到了一些成效。在2019年9月到2020年6月之間，海南省共引入和新設律所57家，其中就有直接設立在瓊海的北京普華[40]。在2020年9月，四川及第也在洋浦設立了自己的分所[41]，可能預示著更多律所在除海口三亞之外地區的落地。

本土律所與全國所的競爭與合作

這一不斷發展的趨勢給海南省內的法律市場帶來了兩個較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全國性律所在當地業務的擴張，以及由此導致的與本土律所間的競爭。

一方面，在高端法律服務領域，經驗更豐富的全國性大所面對本土律所有一定先發優勢：比方說，海南目前僅有的兩家香港聯交所主板H股上市公司，在上市時均由君合擔任發行人律師，且在上市后相當長期限內繼續由君合海口分所提供法律服務[42]。

君合合伙人、管委會委員張平表示：“隨著海南自貿港建設的推進，海南省內未來會有許多新增法律業務是來自外省市、全國性企業和境外企業在當地的投資、合作等交易項目。而這些企業可能傾向于選擇具有相應的業務專長、自己更熟悉、也有過合作經驗的外省律所為其提供服務。這也是外省律所尤其是擁有全國性品牌的律所的一大優勢。考慮到這些企業的項目通常標的較高，擁有全國性品牌的律所在海南高端市場的業務占比仍將會比較大。”

另一方面，大所的海南分所也積極投入到較傳統的建設工程、房地產，以及刑事訴訟等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和當地已有的律師形成了競爭關系[43]。一些全國所更下沉至縣市級法律市場擔任各級政府法律顧問，甚至有進一步向村（居）法律服務擴張的意向[44]。

也有的全國所已經開始從本土律所中吸納人才，以充實自己的海南律師隊伍[45]。長遠看來，海南法律市場可能會出現一些大所對小所、外省所對本土所的兼并，而對面臨這些挑戰的海南律師事務所而言，提高自身法律規模化程度、爭取在某一個或幾個領域建立領先地位，可能是未來發展的主旋律。

昌宇律師事務所的主任王航兵認為：“全國所落地海南帶來了許多管理和品牌上的優勢影響力，而這正是我們提高自己的機會，去達到規模化、專業化、品牌化、國際化的目標。而為了建成立足海南、同時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所，我們必須走綜合化道路，盡量在每一個業務領域都達到可以和全國所分支機構抗衡的程度。”

當然，除了潛在的競爭之外，全國所與本土所之間也有著合作的前景。一個這樣的例子便是昌宇對德衡旗下全球精品律所聯盟（EGLA）的加盟[46]。

自2018年以來，德和衡也加強了和其他海南省內本土強所，譬如維特[47]的交流。目前，包括中世聯盟（SGLA）在內的其他國內、國際律所聯盟尚未布局海南，留下了一個可供填補的真空。也許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將得以見證海南省本地律所的進一步發展、聯盟與合并，從而打造出椰島自己的全國性大所。

來源：智合